解密名将邓世昌家世:父亲当买办 家族开揽载行

作者:历史人物    发布时间:2020-01-03 09:13     浏览次数 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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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世昌父亲邓端甫,曾担任同孚洋行买办;他们家族原是珠江口的引水员,后来做的是报关行、揽载行生意,均与航海、贸易有关。邓世昌小时学英语,长大投身海军,与其家庭背景息息相关。


邓世昌的父亲是谁?邓世昌家族后人与学术界的说法互相矛盾。

邓世昌孙女邓素娥(《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1982年地2期)、外孙女叶素兰、外孙叶裕芳(《邓世昌琐事采录》,1990年《威海文史》第5辑)、重孙女邓立英(《民族英雄 英烈参天》,1989年张家口政协等编《民族英雄邓世昌》)、重侄孙邓敏扬(《邓世昌二三事》,1991年《天河文史》第一辑)都说是邓焕芬,感觉口径非常统一。这么多后人众口一词,真实性还有怀疑吗?

怡和行商和公行总商——伍元华、伍崇曜、伍秉鉴

然而,广州市海珠区龙涎里2号的邓世昌纪念馆,展板上邓氏谱系写的是“邓焕庄”;邓立英提供的家传文献《哀荣录》,写的是“端甫公”。

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,在对外贸易上只开放广州一口,而且实行洋行制度,规定外国人来中国进行贸易或外事交涉概由广州十三洋行行商经管,即由行商充当介人来沟通中外政府的关系,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的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。由于这个政策措施的执行,使行商具有对外交往的重大权力和方便,他们凭借这种特有的地位,垄断对外贸易,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和地方官吏,进行*舞弊,收受贿赂,贩卖鸦片,私运白银,从而发财致富,成为一种兼具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特殊商人。 行商的共同组织称为公行,其首领称总商,一般由最富有的行商充任。鸦片战争前几十年广州十三行行商以潘、卢、伍、叶等三、四家为着名①。在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,伍家的势力日愈膨胀,跃居总商之前,他们是十三行商的总代表,在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和战争期间,伍秉鉴、伍崇曜父子是中英交涉的主要中介者,也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重要人物。 伍秉鉴(1769-1843),字成之,号平湖,别名敦元、忠诚、庆昌。先世由福建晋江安海镇迁居广东南海。伍家于乾隆四十二年已在广州经营对外贸易,向英商出售生丝和茶叶,兼经售外货。乾隆四十九年,其父伍国莹受粤海关监督的委任,承充行商,设立怡和洋行。伍秉鉴于嘉庆六年继其兄伍秉钧承充行商,两年后一跃而为总商。嘉庆十二年成为广州第二大行商,十八年列为总商之魁,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。此后

邓世昌三个儿子邓浩洪、邓浩祥、邓浩乾所撰《哀启》,相当于发丧的讣闻,写到邓世昌“少随先大父端甫公游沪上”,接着又讲到:“光绪十年,……适遭曾大父竟能公、先大父端甫公丧……”(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:《民族英雄邓世昌》,1989年,第25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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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大父”一词指的是祖父。邓浩洪兄弟的“大父”,就是邓世昌之父。从《哀启》可知,邓世昌的祖父叫邓景能,父亲叫邓端甫。“端甫”是“字”,正式姓名是邓焕庄。陈明福《海疆英魂》一书指出:“从《哀祭先严》一文可知邓世昌的父亲是端甫、祖父是景能。此文是邓世昌三个儿子在其父殉国后不久联名发表的,其可信性不容置疑。”

据陈明福《海疆英魂》,邓氏家族传至二十二世有两兄弟,二宅景新生子焕芬,四宅景能生子焕庄。实际上,焕芬与焕庄只是叔伯兄弟而非同胞兄弟。

那么,为什么邓世昌的后代要众口一词咬定是“邓焕芬”呢?问题的症结,恐怕出在邓端甫曾经当过洋行买办。

“买办”一词来自葡萄牙语Comprador,最早在广州、澳门一带使用,指的是粗通外文、给外商充当仆役的中国人,在鸦片战争前的广东,被认作一种十分“低贱”的职业。两次鸦片战争期间,广东为中外冲突的前线,有少数买办、通事、引水员仍偷偷为外国人服务,故在相当一段时间,买办经常被当作“汉奸”的同类,为士大夫阶层和普通平民所鄙视。学者季压西在总结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这种现象时说:“跟随外国人为其服务的会夷语的中国人常被毫不含糊地冠以‘汉奸’之名……”

上海开埠后,大量广东买办涌入上海,部分取代了原来十三行时代“行商”的职能,地位有所上升,上海人和广东人心目中的“买办”形象出现了较大差异,但人们对买办的观感依然欠佳。徐润、唐廷枢、郑观应等早期从事买办职业,在掘得第一桶金以后,都选择脱离买办行列,以捐纳方式取得清廷候补道、候选道职衔,从事官办洋务工作,就是很好的证明。从清中期到1990年代初,除了清末民初很短一段时间,“买办”一词往往含有贬义。

邓世昌父亲这个分身若如实披露,不仅各方都很尴尬,其后人也将煌煌不可终日。为了避免麻烦,后人被迫“移花接木”,将邓世昌的父亲改为其叔伯兄弟邓焕芬。

邓世昌家世的“移花接木”,还有其他一些佐证。邓世昌重侄孙邓敏扬曾“整理”邓世昌家谱,列出所谓邓氏四兄弟:建昌、达昌、世昌、远昌(《邓世家族谱》,广州市海珠区政协编:《气壮山河——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一百周年》,1994年)。其中“建”“达”“远”三个字,在当时来说算同一个偏旁,而邓世昌原名“永昌”,这个“永”字却并无相同的偏旁。建昌、达昌、远昌肯定是一父所生,而世昌是后来出于某种考虑加到这个世系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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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名经济史专家聂宝璋早就从《申报》中发现,1870年代上海同孚洋行有个买办叫“邓端甫”(《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,第175页)。《申报》的报道没有提到邓端甫的籍贯,但1875年9月30日该报刊登了邓端甫欠债被告上公堂事件,债主广祥合向会审公堂控诉,要求邓的保人魏肯堂归还欠债,双方在广肇公所“核质”,也即核对帐目之意。

广肇公所是旅沪广州、肇庆两府人士成立的同乡组织,在上海广府人中有很高威信,遇有争议可以请广肇公所作调解或仲裁。由此推断,邓端甫、魏肯堂、广祥合店主都是广府人士。

这个同孚洋行邓端甫,是否一定就是邓世昌的父亲呢?种种迹象显示,这种可能性非常大。

鸦片战争前,中国对外贸易实行的是广州“一口通商”制度;战后,增开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口岸。上海因特殊的地理位置,吸引了大量洋行前来,很快就在贸易总量上超过广州。洋行向上海转移,原广州十三行的买办、通事也跟随洋商转移。这些买办都会讲“广东英语”(Pigeon English,当时省港澳地区一种外贸语言),能跟洋商直接交流。上海开埠早期最着名的买办,如吴健彰、唐廷枢、徐润、郑观应等等,都是广东人。

邓世昌后人有时会提到邓世昌父亲是个“茶叶商人”,这一点跟同孚洋行买办的身份十分吻合。同孚洋行是一家美资洋行,1828年成立于广州,创始人D.W.C. Olyphant是个虔诚的长老会教徒,坚决反对向中国输出鸦片,是十三行时代洋行中少有的例外。不做鸦片,只能做茶叶,茶叶生意就是同孚洋行的主业。另一方面,买办既给洋行打工,也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意,这是上海开埠早期的普遍现象。那么,将邓端甫称为“茶叶商人”,完全说得过去,只是后人有意隐瞒了他的买办身份而已。

从《哀启》里面,我们知道邓世昌的祖父叫“邓景能”。邓景能从事什么职业呢?1837年,署澳门海防军民府马士龙发布告示,引述“引水”布顺安、邓景能等禀报外国鸦片走私船寄泊伶仃洋的报告,警告洋船不得驶进金星门一步。(佐佐木正哉编:《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》,第四部道光十七年文书,第壹号)